40多年前，当时发行量超过200万册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充满青年困惑的长信，引发了一场持续半年多、遍及全国、影响深远的“潘晓讨论”。40年过去，“人为什么要活着”、“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年轻人，甚至表现得更加突出。

本文作者回顾其曾祖父辈以来的家族历史，结合个人从小学到博士求学的人生经历，讨论青年的成长与发展。作者指出，不富裕的家庭在教育、医疗、就业等人生重大选择上，由于生产力和财富增长限制明显，往往采取“保底收益，较低成本“的策略。在家长眼中，应试考学、“吃公家饭”等具有“保底收益”的路径，永远是首选。

当作者顺着“单一路径”考入高等学府后，却因经济和思想难以独立而陷入迷茫、焦虑甚至抑郁。后来，他在接触人文社科的熏陶后，又获得启发和思考。他认为，对因果和无常的理解，使自己更平和地看待过去和现在，同时减轻对未来的焦虑。通过学习历史和了解政治生态，他对社会有了基本了解，意识到自身的社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宏大叙事。虽然在校园的日子所剩不多，但他相信，“自我教育”的历程将不会结束。

文章原题为“经历几代，我才能上清华？”，转自闻韶、岭南大道东公众号，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2022新年伊始，谨以此文，“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经历几代，我才能上清华

本人1995年出生在武汉周围小县的农村，现状不表。父母双方的家里都对一些往事讳莫如深。我主要从闲聊中获得零碎的信息，然后尽力拼凑成大体完整的故事。

母亲这边家族我知道的多一点。建国初期，土地革命，外公的父亲作为地主和族长，被“拖到大街上枪毙”。彼时外公年纪不大，远远地目睹了经过。聊天中，外公回忆，外曾祖那一代，兄弟有三，留在家里被枪毙的是老大，老二老三则去了他乡避难。老二当时还在上私塾，已读完《左传》，逃难去了湖南，凭其文化水平在某地民政局谋得一职。初时他还曾给家里来过信。再后来这边家里收到关于政治背景审查的来信，回信在家庭成分一栏如实填上了“地主”，其后数十年就再无音讯了。细思极恐。我爸表示现在没有避讳，如外公愿意，可以去那边登报寻亲。外公叹息，谁知道那边还有没有后人。老三则是去了荆门，据说过得还不错，前几年我妈妈舅舅等人还曾前去探望。

不知道和受冲击太多有没有关系，外公青年时患上了精神疾病，直到我小时候还曾发作。所幸当时的村支书对他还不错，不仅来家里救济过，还在外公被吊起来批斗时说明情况：“你们把他弄过来做什么，他脑子不清楚。其实他是一个肯为合作社出力的人。”最终救下了他。

作为“狗崽子”，外公和同龄人玩不来，闲暇时就自己看看逃难老二留下的那些旧书。所以他其实颇有些文化，聊天时还时不时夹杂几句古文。

而这大概也是他非常支持子女上学的原因。但是那个年代条件非常艰苦啊，母亲那辈有四个孩子，他优先支持了长子，也就是我大舅伯上学。

那时大舅曾因为出身问题，上学受到歧视，后来恢复高考，他脱产备考，考了三次。据外公讲述，他前两次并非知识掌握得不好，而是精神紧张，一考试就头疼，一次还在恍惚间将学习资料带进考场。第三次考前他住在一个亲戚家。这个亲戚听说了症状，煎了一碗参汤给他喝，并将余料切做含片，让他考试时含服。这次考上了大学。

由于家里的资源向长子倾斜，所以我二舅很早就辍学在家务农了。我妈妈和幺舅则是上了当时给补贴的师范中专，尔后进修才拿到大专文凭。

提及往事，外公对自己当初无力供所有子女上学，很有惭愧的意思。据说在当时中学联考我妈妈成绩镇上第一，惹得基层干部来家里做外公的工作。具体做的什么思想工作，我没有弄清楚，只知道最后结果是妈妈还是没上高中，去了师范，在学校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粮票好援助自己的弟弟。妈妈对我的学习要求很严，大抵出于此。

外公在艰苦的条件下，做出了他能做的最好选择：供长子上大学，给其他子女托底。这是一个类似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回过头看让其他子女成为代价虽然残忍，却实属无奈，我们应报以温情与敬意。但外公故事的结局相信读者也可以猜到，率先走出农村见了世面的大舅并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前些年在养老责任分配的家庭会议上，各家总是争吵不断，近些年经济条件好转，矛盾才有所缓和。

如今的外公经常感叹新时代的美好。精神疾病方面，申请到了慢性病补贴，每年开相关药物可减免一定额度的费用。

他还拿我表姐带孩子举例，说现在养孩子都比以前省力得多，以前哪有什么尿不湿？换尿布洗尿布再晾干麻烦极了。他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话真不错”。族里有老人提议让我大舅出点钱修了祠堂，请外公再回去当族长。外公当然推掉了。

再说舅舅们的故事。大舅毕业分配去了宜昌的国企。他作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又长得高大英俊，很快吸引了厂长的女儿。但是外婆不太喜欢这个城里的姑娘，大舅最后娶了附近乡里的姑娘。

90年代，“抓大放小”，大舅所在的厂子倒闭了，他失去了股票和工作（我爸妈那时跟投的两千元也打了水漂，从此他们也不敢投资股票了）。大舅南下广州，而他的孩子，我的表姐，一直寄养在我们乡下，仅在寒暑假与父母团聚。大舅打拼至今，已成为工程专家，兼之炒股买房，跃升中产。

二舅则去武汉做点小生意，刚开始炒板栗，赚钱积累了本金后转型经销商了。二舅的两个孩子同样养在我们乡里。

我妈和幺舅毕业后分配到了乡里的初中，成为教师，正好可以照应几个孩子的学习生活。

大舅二舅去大城市再就业，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他们为后代移居大城市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没有无代价的选择。他们的留守子女虽然有家里长辈关照，但毕竟不如亲爹妈。虽然不能以学历论英雄，但只从这个单一标准判断的话，他们三人没能考上县里比较好的高中，大学三本及以下，相对是不太成功的。而幺舅的孩子以及我都上了县里最好的省重点高中。妈妈舅舅虽然基本没出过县，但也算另有收获。

父亲这边家族的事情比较复杂。我奶奶的生活应该是比较艰难的。她幼年护理不善，直到现在脸上还有明显的疤痕。她只上了三天学就被迫回家照顾更年幼的弟弟，所以没有文化，比较爱好打麻将。而老人家的性格是又有些强势。这两点结合起来就坏事了。打麻将毕竟不属于创造价值的选择，可偏偏她那时还玩得比较凶，这也就成为了悲剧的导火索。

我爷爷有次干完农活回来，她还在耍牌，于是喊她下场。结果回家后我奶奶凶了我爷爷一顿，说他不该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她丢脸。我爷爷呢，可能积怨已久，无法忍受，关门喝药，最后去世。

这件事的影响，当然深远。这显然会影响到我爸爸与奶奶的关系，进而影响我的家庭观。我爷爷的坟没有立碑，我又不便询问，所以不知卒年。大致推断，当时我爸应该是在10岁到20岁之间，姑姑10岁以下。留下的孤儿寡母，生活之艰难，不言自明。后来我奶奶又与我生活中的爷爷重组家庭，对于另一方成员的事情，我了解不多，就此略过。

我姑姑上学时恋爱，早早结婚，辗转北京西藏做生意。经过早期的惨淡经营，艰难积累，现在过得应该还不错，至少往返拉萨舍得坐飞机了，以前为了省钱都是坐44小时硬座的。她与姑父曾跟我提过，当时一起在北京做生意的朋友，有一直挺住在北京坚持的，现在比他们强不少。隐隐有对当初选择的思考。

父母双方的家境就是如此了，祖辈都是比较贫寒困苦的。好在我父母都没荒废学业，也算是读书人。90年代那时基层乡镇政府比较缺人，比较多得从教师队伍选拔。我爸转了基层公务员，挺快就混到了副科级，以他的背景算是年轻有为了。

这里有个有趣的点，那个年代似乎流行把年龄改小，我爸我大舅都是这样。这应该是当时“干部队伍年轻化”的遗风了。不过，有资源或者有奇遇得以飞升的毕竟是少数。这东风到底还是没借着，我爸此后职务就原地踏步，只能在基层一线累时而进，慢慢提升职级。前几年年龄到了，终于熬到头，调进了县里，不用24小时开机了，也结束了只有周末在家的半分居生活。事后看，改年龄这个看似有利的选择带来的只是多两年的辛苦工作而已。

我妈在学校里算是劳模一般的人物，虽然因为太看重工作成绩，同事关系有时处得不太好，但周围人对她的成绩是认可的，如今也评上了副高职称。

在我上小学，表哥表姐上初中的时候，为了我们的教育，我妈从乡村调到了城乡结合部的学校。这个选择是很明确的，但也是困难的。

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县城买房。双方家里都穷，不好靠父母，乡镇基层纯靠较低的工资收入积累（别误会，这里是说没有补习之类的收入），连城里房子的首付都付不起，没能坐上房价上涨的车，享受到这波红利。

我妈讲，他们当时看中了一个很漂亮的新小区，建筑洋气，那里又修了一所花园式的新小学，离省重点高中也近。他们进城看了数次，但终于放弃。最后我爸抓住机会，参与单位的小产权房，才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解决了住房问题。

我估计，正是这段无法选择的经历让他们意识到了积蓄的重要性，知道了关键时刻一笔现金的宝贵，因此才在后来的生活中变态的节俭、积蓄，为将来的选择做准备。这种积蓄，当然也有代价——抹杀了当下的选择。

回顾我家前浪们的选择，可以发现大多遵守一个原则：保底收益，最小风险（成本）。站在外公外婆的角度看，大舅作为家中全力培养的长子，高攀权贵女的风险是巨大的（入赘就白养了），娶农家女的收益反而有保底（至少有后）；上师范当老师的收益是确定的（吃公家饭），成本则是负的（给补贴）。

舅舅们将孩子养在老家，收益是确定的（有学上，有人管），成本相比大城市是极低的。

从教师转公务员，收益是确定的（办事好说话，包括教职调动），风险较低（遵守纪律，最多升职慢）。

小产权房，满足居住需求，成本较低。

当然，这个模型无法解释一些现象，如参与负和博弈和放弃生命。但它可以解释非富裕家庭的大多数决策了。这是因为我们底子薄，但又没差到要鱼死网破，所以不会选择冒险。耳濡目染下，我们这种后浪无意识地学会了这一原则。这将极大地影响我们的人生选择。

县城少年如何低成本上清华

《后浪》赞叹“自由选择的权利”。而选择做一些短期看不到收益的事情，一方面需要承担机会成本，即放弃其他的选择的收益，另一方面还要支付得起现金投入。

如果我们把一个家庭可以调动的金融资产、实物资产、社会关系、信息资源等所有资源的总和定义为广义资产，那么要做到真正的“自由选择“，必然需要广义资产远大于机会成本，且金融资产远大于现金成本。

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成长过程中，大部分家庭都无法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我的上篇文章通过讲述家族史，展示了长辈们的决策原则：保底收益，较低成本。这其实是选择了机会成本和现金成本双低的路径。这个相对保守的决策思路不仅贯穿了我人生的前二十年，还会影响我的人生选择。

我的记忆似乎是从小学开始的。小学前四年都在乡下。乡里文化贫瘠，资源不多。好在妈妈那所初中竟然有图书馆。馆里凡尔纳、水浒、希腊神话，乃至佛本生故事这些书都是有的。其中一些是通俗版，小学的我也能看。

图书馆平时并不开放，但教师近水楼台，可以获取。再加上偶尔进城时买的一些科普书和童话书，我竟然也看了不少书。这些书故事性很强，培养了我的阅读习惯。可惜我当时一目十行，没能欣赏到它们的文学性，作文能力一直没什么长进。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个小产权房开始动工了，我们搬到了县城里。爸妈终于还是如愿让我上了那所花园式的小学。记忆里的学校很漂亮。楼宇轩昂，绿树成荫。道路整洁宽阔，值日的学生们戴着红 领 巾夹道两侧。篮球场和多媒体教室一应俱全。现在看来这些条件是很普通的。形成这样的记忆应该是因为与乡下的强烈对比吧。

由于学校挨着那个新小区，同学中不少人似乎家境不错。住得近的同学会形成圈子，但并非泾渭分明。我和那帮男生们打打篮球，也就混熟了。我们还一同抗议语文老师占用体育课，结下战斗友谊。他们放学后都会打一会儿篮球，热情地邀请我加入。可是家里要求我放学后直接回家，先写作业，我也就不能和他们打球了。毕竟家人对我的培养中，学习成绩一直是第一位的。放学去打篮球就有了很高的机会成本。

学校推行素质教育。每个班里设图书角，我从那里搞了很多书看，认识了一点宇宙。每周班里集体办黑板报，个人则要创作手绘报。

学校设置任选兴趣课，每周五下午最后一节上课。和我同班的小表姐选了蜡笔画，我选的什么已不记得。每周四下午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在报告厅观赏影片。大多数时候是迪士尼的电影，记得有《风中奇缘》和《星银岛》，甚至有哈利波特系列。

有电脑课。课上老师教过怎么做PPT，我没有学会。根本没听说过编程，以至于我上大学以前完全不知道计算机专业是干什么的。音乐课也是开的，音乐老师是校长。有个同学的学习成绩好像一般，但音准很好。老师很欣赏他，不吝赞美与鼓励。他拿了100分，笑得很开心。

我学习不错，数学老师对我青眼相加。老师要评职称，不敢开补习班，所以我也没跟他学过奥数。他曾和我爸爸说，我自学能力很好，适合自由的学习环境，希望我将来可以去那所省重点高中X中。他可能不知道，这本来就是家人对我的最低期待。他又发现，我和县城里的孩子比太内向了。他认为我需要全面发展，推荐我去竞选校长小助理。我逃掉了。

学校边上有一些租书店。有的同学会去租书，我就蹭他们的书看。杨红樱的书比较多，马小跳系列，非常系列。我依然是一目十行，只看故事。城里的电视频道似乎也更多。当时有个星空卫视，读者们应该都有记忆吧。魔卡少女樱，柯南，火影，海贼，等等许多的动漫作品，我最先都是从那里看到的。随着识字变多，能看的书也多了一些。翻家里的书柜时，某人选集是不想碰的，多数时候是被《知音》上的狗血故事震惊，有时也被《水浒》里的情色描写吸引。总之，进县城后好玩的东西似乎一下子多了起来，但优质的精神资源依然相对贫瘠。

在房子没修好的时候我们租房子住。周围到处都在搞建设，堆了很多石料。我喜欢去捡漂亮的石子，攒了几袋子。由于“太重了”，搬去新家时只被允许保留一颗，其余都被扔了。到新家，楼里有几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他们搞了很多游戏王卡牌（都是小卖铺销售的盗版），我们一起照着电视上的样子玩。由于不清楚规则，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口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玩得不亦乐乎。当我的卡组铺满了家里的茶几时，它们也遭遇了和石头们一样的命运。那时我不会想到这个游戏居然也有世界比赛的，更不会想到有人会花几百元去抽一盒实体卡。

这两年没有升学压力，进入县城的我的确有了相当多的选择。这段经历是我对素质教育的全部认识。但是，小学毕业后我就几乎没有选择权了。

前几年有部漫画叫《xx教室》，讲得也是人生选择。剧中渚的妈妈把他的人生当成自己人生的第二次机会，替他做出一切选择，希望他能作她少年时的打扮，考她梦想中的大学。

我看漫画时经常想起中学的经历。我妈在很多方面和漫画中的渚妈完全一致。由于少年时的缺憾，她在我的衣着上同样也产生了某种投射。她曾给我买了一双亮黄色板鞋，并坚称它是男鞋，只是花哨漂亮了些。有位女生调侃要和我换鞋子穿，我就再没穿过那鞋了。后来妈妈又给我买过女式的外套和T恤。于是我买衣服就尽量找我爸爸了。因此，我有理由怀疑，妈妈十分执着于让我考最好的学校，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让我替她打怪升级。

我去了妈妈调去的那个城乡结合部初中。这所初中不是县里最好的学校，甚至不是比较好的学校之一。家里安排我去那里上学是因为可以得到最大的关照（控制），而且成本也比较低。

学校曾经靠高强度训练有过一阵辉煌，但也已经没落了。那里农村子弟居多，大多都寄宿在学校老师的家里。同学间流传的是《故事会》之类的刊物和用来玩游戏的步步高学习机。在那里，任何与中考无关的事情都不被重视。英语老师不教音标，因为中考不考口语。有时老师连晨读也不到场，让我上台领读。可我也在用汉字给英语单词注音。估计耽误了不少人学英语吧。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在第一次会考中就拿了第二，此后也没有大的波动，因为竞争对手寥寥。就这样到了初三，我参加了X中的提前招录考试，以不太突出的成绩考上了重点班。我们县离省会近，不少城区学校的学生直接去 武汉参加类似的考试（据说X中推出提前招录就是为了和省会名校争生源）。这也许是我能考中的原因之一吧。

我家完全没有考虑过让我去省会 ，因为在家这边上学，是成本最低、效果不差的选择。被提前录取后，妈妈没有让我回家闲着，而是让我继续在学校复习初三的知识，低成本地保持学习状态，好适应高中生活。

和我一起参加考试的还有几个同学，但很遗憾他们并没有入选。其中就有初三的班长。他比我大三岁，冬天总穿一件军大衣。大衣哥曾经辍学打工，好像是在外省电子厂。体验过那段毫无希望的生活后，又回来上学，就此勤奋用功，不作他想。后来体育中考立定跳远的时候，他发现尺子被人动过手脚，后移了3厘米（这样跳远成绩就高了3厘米）。于是他动动脚，让它进一步偏至5厘米。他和我说了这事，我指责了他。他面有惭色。

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的指责很残忍。他实在太想上X中了，而我那时已经被重点班录取。最后他通过中考实现了目标。但由于重点班不招中考考生，我们没有继续做成同学。

X中重点班里，同学的素质都是相当高的。其中有名女生，只和我们做了1个月同学，就考中奖学金去新加坡念高中了。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这种选择。（据说X中现在也有国际部了。这似乎说明后浪们的选择的确在增加。）还有位女同学在随笔中写网络小说的同人文，在班上风靡一时。班里办新年晚会的时候，不少同学都有才艺表演的技能。

班主任管理能力也不错，宽严相济。第一年新年晚会我们玩得很嗨，戳气球把灯扯下来砸到了人。大家都知道闯祸了。班主任却意外地没有批评我们。

那时还兴搞竞赛。高一的时候数理化的教学中融入了许多竞赛内容，时间很紧张，因此我们几乎没有暑假，中考结束就去学校上课了。教室没有空调，学生们顶着37度的高温上课。实在太热了就放几天假，然后继续上课。

相当多的人跟不上这种节奏。我基础稍差，也觉得有些吃力，但还是尽量跟上了。有几个男同学看样子是干脆放弃了，开始霸凌取乐。一名女生被孤立，选择转去了普通班。我刚开始偶尔也被他们针对，但第一次会考成绩出来，我的排名升了很多，情况就改善了不少。排名上升后，和我妈是校友的班主任跟我妈说，我保持当时的学习状态可以考上交，再努力一些可以上清华。于是家人的期待又上调成了清华。我自由选择的机会成本又提高了不少。

高二的时候，班主任有机会调往省会，就把职位交给了年轻的英语老师，退出班级管理。英语老师不是竞赛派，不支持竞赛。道理大家都明白的，竞赛出成绩荣耀属于科任老师，高考出成绩功劳归于班主任。竞赛生开始从高考生中分流，开小班学习。

我想参加物理竞赛，可班主任和家人全部反对。这是因为我考过几次第一名，他们认为保持现状可以上清华，没有必要冒险。我只能妥协。一年后竞赛出结果，没有能保送清北的。有几个去了中科大和浙大。还有一个同学选择回来高考，考上了北大。

我们高二就学完了高中的所有知识。那年高二的学生中年龄小的可以报考中科大少年班，提前一年参加高考。有几名同学报名。我的年龄符合要求，但从同学处得到信息时报名时间只剩三天了。基于和竞赛同样的理由，我依然是在犹豫中选择放弃。那几名同学脱离了班级的学习进度，自己准备高考。

其中有位同学的爸爸是学校的年级主任，把他放到高三重点班复习备考。最后，包括他在内，有两位同学成功，提前一年上了大学。还有一位失之交臂，一年后正常高考去了上交。

高三就是不断复习、做题训练，生活又变得相当枯燥了。我仅剩的乐趣，一是趁吃夜宵的时候看会儿林丹的比赛，二是在学校利用饭后课前的时间打兵乓球和羽毛球。水泥的乒乓球桌和羽毛球场，都是校友们捐的。

我和成绩比我好的Z同学经常一起打球。班主任认为我们带着不好的头，破坏了学习风气，于是发怒折断了Z同学的球拍。Z同学家境不好。那双球拍价值一百元，是他姐姐送给他的礼物。

那时班级确实遇到了一点问题。年轻的班主任没有管理经验，班里人心浮动。再加上物理老师正式调走后，新换上来的老师水平差了一大截，我们班的考试成绩下滑得厉害。据说后来是靠自组织形成的互助小组才挽回高考危局。

我也参加过自主招生，成绩一塌糊涂。竞赛题不会做，文化题不会答。记得有一题让解释什么是“温情与敬意”。而我根本没听说过这个词。由此看，自主招生正是要规避我这样的应试教育产物。和我一同参加自招的Z同学考得不错，拿到了北大的少量加分。这也许和他一直坚持学数学竞赛有点关系吧。

所幸我高考正常发挥，分数够了清华。到这里，我应该算是“保底收益，较低成本“这个原则的成功案例了。然而它带来的隐患从高考结束后才开始显露。

县城少年在清华的内卷与逃脱

总理说，中国有六亿人的月收入只有1000元。

生活在城市的人或许难以理解，因为这收入在城市根本生存不下去的。其实，只要对中国农村有最基本的了解，我们就能知道这是事实。

至少，我们应该听说过18亿亩土地红线这个概念。2017年中国总耕地面积大约20亿亩，城镇化率约60%。那么居住在农村的六亿人，仅靠着几亩薄田，连月均1000元的收入都达不到。

他们怎么生存呢？无外乎开源节流两条。其一，自给自足，仅维持最低质量的生活，减少现金开支；其二，闲时在乡镇打些短工，增加少许收入。现在被滥用的“内卷”概念就是被黄宗智引入描述中国小农经济的“无发展的增长”。这也是第一章里总结的“低成本”和“确定收益”这两个行为原则的真正来源。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只能想尽办法减少消耗和增加收入，尽力活着。这反过来又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感谢国家推动教育，感谢祖辈的努力和远见，我的父母走出了农村，进入了县城。但农村的成长经历给他们的生活方式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在我家，提高生活质量的家用电器没有几样。他们在一切方面都是能省就省。

但由于知晓学历的价值，唯独对我的教育是很上心的。感谢父母辈的付出和努力，我中学期间不用去寄宿，更绝无辍学打工的可能。在爸妈的控制和保护下，考最好的学校成为我唯一的价值取向。

这种培养方式在我们那里类似背景的家庭中相当盛行。去年我见过低我几届的两个高中校友。他们的父母是我妈妈的同学或者同事，经常拿我来树榜样。听他们幽怨的语气，应该心理阴影不小吧。还有我的表妹，今年高五，继续冲一本线。希望她能好吧。

尽管我比较幸运，考上了清华，但经历了第二章中考学过程那些故事，我对自由探索的兴趣被压制了，不太清楚自己追求什么。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专业。大学之前爸妈的指导是比较有效的，但再后面应该怎么选择，他们就只能凭同事间的传言来想象了。体制内的爸爸说我可以去学电力，钱多事少，也许离家还近。当老师的妈妈则说我至少应该念到博士，念完博士再读博后。她应该到现在也不知道，做博后是不少找不到教职的博士们的无奈之选吧。我们当时应该咨询一下家里唯一上过大学的大舅，但可能是因为关系并不紧密，我们没有想起他。

我曾经有过学物理的想法。物理的思考很能带来快乐。如果没有上篇文章中的那些事情，也许我就真的那么选了吧。但前十二年教育带来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压倒了这个偏好。

我不太清楚探微穷理是否有价值。清华是工科强校，我要选个工科，选个确定“有用”的专业。我对着招生手册上的工科类别看了几遍，选中了一个工科中物理课设置稍多的材料专业。此专业名工实理，半工半理，不工不理，在知乎上被嘲为天坑，那是后话。那一年我们学校考上清北的有四个，全部选了物理、化学或课程设置相近的专业。除了兴趣以外，可能也是出于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中竞争，风险比较低的考虑吧。

大学应该是自由探索的最好时期。可那时我还太不独立，几乎没有主动利用清华提供的各种机会，只是按部就班地学习和生活。

首先是经济上不独立。其实我家并不算穷，比月均1000元的家庭能好些，但毕竟是在中部地区小县城，收入也算不上高。我上大学时，家里讨论生活费问题。妈妈认为每月600元的生活费足够了，在城市上过学的爸爸则认为可以给到1000元。

虽然后来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的如此限制我的生活费，我对他们能承受的范围也大致有数了，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此外，在大城市花钱让我有种负罪感，感觉背叛了维持着低成本低质量生活的家人。

很多朋友在这个时期已经可以经济独立了，我很佩服。我身边做家教补贴自己的同学不少，甚至创业的同学也有。上篇文章中提到的Z同学，暑假时和女友一起在家乡做了个教培机构，力邀我为他们打工。然而这个时期我完全没有自己赚钱的意识，拒绝了他们。

思想上也不独立。据说清华有两个传统，“梅传统”和“蒋传统”。梅贻琦时期属于精英阶层的清华我们已经在《无问西东》里看过了。蒋南翔时期的清华为国家培养“又红又专”的工程师。

全国高校都有的辅导员制度正是蒋传统的遗产。我个人感觉，我大学那几年，蒋传统是更明显的。新生军训，集体建设，思政工作，一二九合唱动员，种种活动，将学生往红色工程师的轨道上引导。这样的传统是不希望学生想得太多的。

但身边的同学还是比较有想法的。大一结束就有同学尝试转系，尽管辅导员从来没有宣传过相关知识。有几个同学一起学计算机课，邀我一起。我不清楚他们的意图，没有加入。这几位现在去当程序员了。还有同学夜晚出校实习，白天回校强撑着参加电工训练。

我的工位在他旁边，为他担心的同时，佩服他的毅力。不少同学修了双学位。我一不清楚其价值，二不愿意花钱，也没有选修。也有京籍的舍友，心怀天下，选修阎学通的《国际关系分析》，邀请我一起。我那时并不关心国家大事，自然也是不去的。这里并不是要诋毁本学科。真正热爱科研的那些同学早就进实验室学习工作了，如今都是学术新星，潜力无穷。

于是，我总是赶不上趟的那个人。前一两年还能凭惯性把学习搞好。而当发现自己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我对家长和学校的质疑与日俱增。

我感觉家长只对我提出要求而不能给与任何支持。我妈一直希望我读博士，最好是在国外，说出去有面子。我简单了解了一下，学英语考英语，找中介，对当时的我来说要花不少的钱。这个时候家里的财务状况又是个迷。

妈妈麻将玩得越来越大，一晚上输赢上万，近似赌博。牌场上有放高利贷的，一天10个点，不少人因此破产，远遁他乡。这种违法牌场一般设在某个隐秘场所，妈妈有时候一连三日不归，爸爸也无法探寻。

那阵子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爆发。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得为债务提供担保。爸爸之前参与的乡镇政府提供担保的企业债突然前景灰暗。

在这种形势下，我不能向他们寻求任何帮助。当然也有低成本的解决方案。但我各方面基础太差，来不及准备。

同时，我发现学材料做不成什么真正的工程师。我感觉被学校提倡的价值观欺骗，被各种评价标准愚弄，慢慢地滑向犬儒。我不再相信学院的任何宣传，也不愿参与公共事务。

到了大三的时候，我应该是患上了轻微的抑郁症，每天早上四五点醒来，无法入睡，也不愿动弹。但当时我并不知道需要寻求医生的帮助，就那么撑着。学习基本上荒废了，也不爱运动了，打打游戏，看看直播度日。所幸我自学能力不错，考试周看个几天书，倒也不至于挂科，一年下来成绩掉得不算多。

妈妈对学历还是执着的，依然希望我读博。爸爸则说读完了至少可以去选调。我依然不知道做什么好，那就还是按爸妈的想法找个地方读博吧。学院来了个老师，研究方向和航空有关。高考选专业时红色工程师的想法似乎又有了希望。于是开始了学术生涯。那是我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的起点。

读博士有些津贴，足以维持我经济上的独立性。我终于将自己和原生家庭抽离开来了。这也是我对过去的经历进行反思的基础。我不再向家人索取而是开始给与，尝试带给他们一些更高质量的现代生活。

我给农村老家的奶奶买了洗衣机，弥补中学时她在我家照顾我们一家时受的委屈。那时她是被爸妈当工具人的。我给爸妈买了椭圆机，帮助他们增加运动量，保持身体健康。我叮嘱他们生病了去医院，而不是去路边药店对付了事。做了这些以后，似乎各方达成了和解，不再苦大仇深，互相攻讦。

学术研究中我也获得了思想上的独立性。

大四和博士阶段两年，我主要在学习领域内的研究范式。我的研究方向应该属于应用基础研究，寻找性能满足某种应用要求的材料。

这种应用对材料性能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课题组的传统范式是根据经验制备各种新型材料并测试性能，然后对材料做出调整。这属于典型的试错法（trial and error）。我逐渐发现这种范式不会产生任何突破性的进展。几年下来，我很有可能不过积累了一些材料性质数据，做了一些高中毕业生培训几天就能做的事情。另外，我们的研究虽然名义上基于某种应用，但是课题组的传统范式并不涉及该材料在应用中的实践，与工程应用的关系也不甚紧密。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高度筛选型社会，层层筛选都有年龄限制。我的导师面临筛选，很是焦急。他告诉我一定要“闭眼狂奔”，做出突破性的成果，发高水平文章。我当然不再相信这种单一价值观。老实说，“闭眼狂奔”给了我很大压力。我既怀疑它，又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它。

后来我才发现了导师的指导问题在哪里。他不重视实验前的理论准备，强调要多做实验，多出数据。他认为：数据做的多了，总会出现反常；这时候再重视理论，用理论解释该反常，就可以发一篇好文章。

然而我意识到，反常数据的出现是随机的，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方面的性能中，那么与反常性能对应的科学问题也是随机的。最后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将极不清晰，难以形成博士论文。此外，对该反常的解释往往超出了我们材料专业学生的理论能力。

我开始遭受焦虑、抑郁和失眠的轮番攻击。尽管如此，最低程度上维持科研进度的同时，我开始学习其他领域的知识，弥补过去二十年的不足。

前年，学习科学哲学的同学在朋友圈宣传她当助教的本科生文化素质系列课程。我看了介绍后，却选择了一门人文通识课程，由一位香港的老师来讲。选这门课是因为当时的我寻求内心的安宁。

课上学的《心经》很有帮助。因果和无常的思想使我能够更平和地看待过去和现在，同时减轻对未来的焦虑。

我少量地阅读了哲学，意外地学会了做学术。哲学尝试回答问题，科学其实也一样。我从小不会写文章。看到一本书上说，古希腊人认为真理是简单的，符合逻辑的，能用数学表达的。我开始用这三条指导我的学术写作。这是导师从来不教的。

我听各种讲座。在陈嘉映的讲座上，我意识到形成文字前思想是模糊不清的。于是有了这些内容。

我学习党史和新中国经济史，对我们所处的社会有了基本的了解。观看《人民的名义》让我第一次窥视了中国的政治生态。经济学的知识帮助我炒股补贴生活。

我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宏大叙事，在协助举办中日韩学术交流的论坛中发现了自己的社会性。哲学教我如何与自己相处，政治学教我如何与社会相处。文学的阅读帮助我思考人生。

在清华的生活可能还有一年就会结束。但我的自我教育不会停止。